参加革命,做“有希望的青年”
——鲁迅南下带动我打投身北伐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虽然4月段棋瑞被迫下台,而直系的吴佩率和奉系的张作霖取而代之,政治极端黑暗。鲁迅等也一时不能不离开寓所避难,而一般青年学生,也有人人自危的感觉了。另一方面,1926年夏广东革命政府音师北伐,当时青年学生南下参加革命已蔚然成风。在北师大校内,政治斗争也日趋激烈,原校长陈宝泉系的保守派,与当时校长张贻惠系的护校派相联结,压制力图推举先进人物为校长的革新派,发展到倡言将用武力解决,校内气氛十分紧张。
我熟识的共产党员杜继曾夫妇,他们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译稿交我阅读,并将一网篮书交我保存,我放在寝室的床底下。
后来风声很紧,要检查寝室,我们商量好,把这一网篮书送到浴
池炉子里烧了。由于数量多,用时久,引起了注意,受到不明身分人的盘问,我即到同学鲁子惠家躲避。由于我是北师大学生会文书,“三一八”惨案我的行动已引起校方注意,好心的同学提醒我赶快离开北京。
1926年8月鲁迅先生已离京南下,经上海到厦门,1927年元月已到达广州。我们十分清楚他对青年参加革命的态度。他曾在一封信中说:“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
(《两地书》(八五))北师大同学有些已在1926年南下,我和他们常有联系。我的同学陶承来信,邀我南下。
我们五六人岑月初动身。当时津浦路有战事,不通车,我们便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那天是单月11日吧,我们住在旅馆里,夜闻枪声,第二天听说军队与工人自卫队冲突。人地生疏,政治情况又不了解,那时不知道蒋介石叛变革命,各方面都呈现混乱。
我赶快到杭州找到同学陶春值等,他们说,一月前已介绍你到北代东路军指挥部政治部驻杭办事处。他们便带我去了,给我的名义是“上尉编辑”。报到不久,风声就很紧,要抓共产党。
那时像我这样的青年,都沉默不语,内心紧张,观察形势变化。
数日后,一个到得较早的青年同志,暗地里递给我一个条子,向我传递消息,有一句是“电线绾罪人”。较熟以后,他解释说:我们都将受迫害,成为“罪人”。后来这个办事处的头目从南京回来,说南京反苏反共热火朝天,这里平平淡淡,决不允许!不久,机关人事变动,把我打发到一所培训学校教书。而该校组织松散,上完课就没事了,但我内心十分痛苦,这样下去能有什么结局呢?我便在西湖游荡,苦闷异常。本来我不会喝酒,这时便喝起酒来。
这样过了三周吧,一天,陶春值忽然来看我,问道:你愿意改变生活么?没等我回答,他便说:“你愿意同我到绍兴去教书么?
他们让我到绍兴简易女师负责,我们一同去绍兴吧。”
我闻此言如闻大赦,当时我只想赶快走,愈快愈好。绍兴简易女师的前身是我敬佩的秋浓烈士所创办,而且可以借此机会,
去瞻仰鲁迅师的故居,了解他的著作产生的社会背景。
到绍兴后,了解到秋瑾的一些革命事迹。由朋友向导,参观 鲁迅故居新台门,他出生的房间。百草园、三味书屋。那时他的房子已出卖了。但我发现鲁迅在本地不及国内受重视,大概由于他没有当过大官吧。同时,绍兴不愧为出刑名师爷和钱庄掌柜之地,派别斗争甚剧,排挤外来者。陶多方受攻,学期未终结,我也离去了,经友人介绍到劳农学校教历史。又于1928年
8月返口北师大,插班上完最后一年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