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德华已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本报记者 甄宏戈 摄

    用工单位和家属达不成赔偿协议

    “我有哥哥，我要回家……”昨天，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内，42岁的四川民工冉德华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哭喊着。

    2004年，他在工地干活时，突发脑出血被送进医院。病情稳定后，由于家属和包工头在赔偿方面没达成协议，他一个人被扔在医院一年多。

    ■病人 哭泣中表达回家欲望

    昨天，记者在病房见到了冉德华。听说有人来看他，他大哭起来，手不停摆着，呜呜地说着话。他只能说简短的字，口齿不清，抽泣着，断断续续讲着自己家人的名字和家乡地址。

    记者问他想不想家，他使劲地点头，随后又大哭起来。

    一直照顾冉德华的护工余先生说，已很久没有人来探望冉德华了。他的家人也没给他寄过信件和生活用品。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的顾医生说，2004年12月7日下午4点，几个民工匆匆把40岁的冉德华背进医院，说他在干活时突然昏过去了。医院检查发现病人是脑出血，需马上手术。当时一个包工头蒋春明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费、住院费全部按时交清了。

    手术后第八天，冉德华醒了，但脑出血留下了左侧身体偏瘫和说话不清的后遗症，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并且生活不能自理。在他治疗的期间，他的家人一直没来陪护。

    ■用工单位 不同环节相互推脱

    顾医生告诉记者，2005年初冉德华的身体已达到出院标准。医院通知接人出院，当时工地交的住院费还没用完，包工头答应接人。

    2005年1月2日，工头派了3个工人到医院，但因冉德华行动不便，而工人又没给他带出院后穿的衣服，当天没办成出院手续。过了几天，医院再联系接病人出院时，当时在手术单上签字的蒋春明没再派人，到最后干脆不接电话。

    昨天，记者试图联系蒋春明，但他留给医院的手机已打不通。记者联系到了蒋春明的朋友刘冠军。据冉德华的家属和他当时所在工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刘冠军当时是冉德华所在木工队的队长。

    刘冠军说，冉德华2004年跟着蒋春明进京打工，因蒋手中没工程，刘冠军把冉安排进江苏一建承接的工程做木工，“我只是中间人”。但冉德华进工地不到10天就突发脑出血。

    “当时我们想得赶紧救人，就由蒋春明、我和江苏一建当时的项目经理何国强凑够了住院费。”刘冠军说，蒋春明说冉德华是跟着他到北京的，出了事他们该管。但冉德华的哥哥到京后，提出了10多万元的赔偿要求，他们无法接受。

    2005年10月，由医院进行斡旋，双方同意赔偿4万元，再由施工方支付全部住院费用。刘冠军说，他们又与何国强协商，由何出5万元，剩下的住院费由蒋春明出，但最后何国强少给了3.5万元，因此也就无法支付赔偿金。

    何国强告诉记者，当时冉德华进工地时，没和江苏一建签劳动合同，在刘冠军做队长的木工队干活。因当时发生了两起事故，他需给刘冠军8万元了事，这包含了给冉德华的赔偿金。

    不过，他承认有3.5万元没付清。他解释说，他要看到刘冠军跟冉家达成赔偿协议才给钱。但对方迟迟没拿协议来，他才没给钱。他告诉记者目前他已从江苏一建辞职。

    ■家属 拿不到赔偿不接人

    昨天，冉德华的哥哥冉德明在电话里说，弟弟出事后他两次到北京谈赔偿问题都没有成功。

    冉德明说，2005年春节前他到北京，希望施工单位一次性付给冉德华5年的生活费和后续治疗费约7万元。但包工头蒋春明不同意，提出让他们先接病人回家，冉德华活一年他们付一年的生活费。

    “我们接走了人，以后去哪找他们？”冉德明后来返回了四川，他说虽然弟弟提出回家，但他没接弟弟走。后来在医院的协调下，2005年10月他与妹妹又到北京，同意施工方赔偿4万元，但最后要签协议时，包工头没出现。他们只得又返回四川。此后事情就一直拖着。

    冉德明说，他自己是下岗工人，生活很困难，只要赔偿问题解决不了，他就不会接弟弟回家。

    医院方面说，由于冉德华生活不能自理，医院只得雇了一名护工对他进行日常照顾，并垫付后期治疗费。到2006年2月28日，冉德华已欠医院各种费用4万多元。

    本报记者 郭莹

    （责任编辑：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