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通讯设施已到了极其发达的地步。满街的俊男靓女手拿或腰携着各种各样的先进手机，漂亮的外形会把你搞得眼花缭乱。密如蛛网的通信网络无形地覆盖了整个地球。

    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电话还是一种奢侈品，大多数的居民打电话，要用公用传呼电话。

    我小时候家居城南的枣林前街，枣林前街呈东西方向。家在街南，与街北一条南北向死胡同内的公用传呼电话近在咫尺，仅一箭之遥，电话设在这条死胡同北端路西院内的董爷爷家。胡同南口路的中间有一棵粗大壮硕的连体国槐，刚从地表分开的两岔树干，把胡同一分为三，形成左、中、右三条通路。接打电话的人，能从三条路中任选一条通过。

    夏天，国槐巨大的树冠遮盖了整条胡同，枝叶葱茏，洒下一地的绿荫，由于树荫的遮挡，胡同里显得清幽凉爽。

    董爷爷家院门是鹰不落的门楼，龟裂嶙峋的门板上依稀刻有“长处于世，须尊所闻”的八字门联。看着这八字门联，电话设在这里似乎就寓意着与前世有着某种渊源。进院门右边一溜儿是四间北房，东两间是董爷爷董奶奶老夫妇居住，西两间是他们新婚不久的儿子儿媳居住。小一些的两间西房，是他们一家人的厨房。厨房窗前有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枣树，微风袭来，树叶婆娑，引得树枝上挂着鸟笼里的黄雀不知疲倦地上下跳跃，发出“吱吱”的鸣叫。进院门左边、院子的东南角就是公用电话屋。小院里除去有接打电话人的声音外，平时显得出奇的宁静，与胡同外街上的车水马龙喧嚣声相比，俨然像两个不同的世界。

    电话屋北墙有一扇窗户，窗户下部被改成推拉式的小窗，窗外安装了一块木托板，来打电话的人可以通过推拉式的小窗，将屋内桌上的电话拿到窗外的木托板上。窗户上沿儿接出了一米见方的席棚雨搭，为接打电话的人遮风挡雨。电话屋也就七八平方米的样子，屋门朝西。屋内北窗下是一张老旧的二屉桌，桌上有一只双铃马蹄表和一本被翻得卷曲已显残旧的电话簿。桌前是一把接了腿的高椅，椅面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层厚厚椅垫。东墙二屉柜上边的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记录着传送电话人家的姓名、门牌和事由。靠南墙是一张木床，西墙的窗下是一把木板条钉成的长椅。

    在桌前高椅上坐着看电话的是董爷爷董奶奶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女儿，邻里间的孩子们都叫她“董姑”。董姑行动不便，走路要靠腋下的双拐。可在白天看电话的时候，她会坐在桌前坚守她的岗位，厕所都见她很少去。传送电话的任务就由董爷爷董奶奶完成，更多的时候是董奶奶。老太太得到女儿的“指令”后，拿着铁皮喇叭风风火火，还没出胡同口就嚷上了，略显沙哑的嗓音，在收尾的时候，常常带有一丝垂落的颤声。这独特声音，为众邻们所熟悉。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特别的亲切。那时的传呼电话极其透明，毫无隐私可言，董奶奶一喊，广而告之。当时打一次电话是五分钱，时间以三分钟为限，超过三分钟就算第二次收费。马蹄表的作用是顾客的电话一拨通，董姑就将马蹄表设定，计时开始，三分钟一到闹铃响起，提醒顾客第二次收费已经开始。传送电话是一毛钱，如遇到人家里无人，董姑会在小黑板上记录下事情的经过。尽管当时的生活清苦，但从没有听说谁家赖账传呼电话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