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隆重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办55周年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的日子里，笔者深情地怀念一位从延河边上走来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党在文艺战线的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他，就是深受北京人艺的老一代艺术家和演职人员爱戴，被称为不登舞台的"人艺"人的赵起扬同志。

    1.金山匆匆来到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赵起扬1918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18岁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前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

    1952年，赵起扬年仅34岁，肩负着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同志给予的重托，来到北京人艺担任党委书记、副院长。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市成立一个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样板的话剧专业剧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组成了以曹禺为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和赵起扬为副院长的领导班子。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既有功成名就的大艺术家、大教授，又有资历很深的大导演、大演员；既有党领导的"演剧队"骨干，也有国统区的当红剧人；既有从国外回来的明星大腕，又有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面对着这些特殊的艺术人群，作为党委书记该怎么当呢？赵起扬心里没有底。刘仁同志把他叫到办公室，格外地嘱咐说:"你首先要团结好剧院里的党内外专家，特别是曹禺和焦菊隐两位，要尊重、支持和帮助他们。据介绍，焦菊隐不大好合作，你一定要和他好好共事。"

    这时，赵起扬深感自己的肩上担子很重，然而，他还是本着一贯就有的作风，即忠厚正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刚柔相济，昂首挺胸地走马上任了。

    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下，当时的文艺界更是多事之秋。

    1960年的隆冬，剧院为了排演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剧目，开展了一次"提高艺术质量大辩论"。老实说，这次活动的初衷仅仅是学术上的争鸣，可以自由发表各种不同的戏剧观点，以便推动艺术创作的进一步繁荣，然而，由于当时已经搞过不少的政治运动，人们意识里开始习惯于此，因而便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把"大辩论"也演变成一个小的政治运动。当时，大的环境背景是党内"反对彭德怀右倾分子"的斗争刚刚过去；文艺界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巴人、孙谦、白刃等人的作品都成为批判的"毒草"目标。因此，剧院的"大辩论"同样很快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把一些导演、演员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纲上线为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是政治态度问题。在这样一个空气紧张，人人自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赵起扬挺身而出召开紧急党委会，决定对刚刚搞了十天的"大辩论"来个"急刹车"，宣布群众辩论立即全部停止。而且，他还明确提出:事实证明"大辩论"已经搞偏了、搞错了、搞过了，应该在今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要在全院人员大会上公开向一些被挫伤艺术创造积极性，并伤害了感情的导演、演员们赔礼道歉。应当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有着很大风险的。为此，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说:"在我们文艺单位里，好书记还是有的嘛！北京人艺的赵起扬同志就是一个。"刚刚散会，老艺术家金山就匆匆来到赵起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敬佩之意。

    2.支持焦菊隐探索，他搬把椅子坐在了排练场

    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剧院每天晚上的演出，每人发夜宵费两毛钱。当时，有人提出来一个"革命倡议"－－在外边巡回演出时，全部取消夜宵费。而且，这被说成是演员队全体人员一致的意见，还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该怎么处理呢？

    在党委会上，赵起扬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做法不妥当，它涉及到群众利益必须慎重对待。"演员队支部书记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嘛！"赵起扬问道:"群众？！那还要领导干什么呢？"这样一句话把与会者都给镇住了。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解释说:"在当前大家头脑都有点发热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这种倡议并不奇怪。提出的人也可能是出于真心，可大家是不是就真心愿意呢？恐怕有人心里并不愿意，也不敢说个'不'字，生怕落个'思想落后'甚至'右倾'的罪名。所以，心里不愿意，嘴上还得说'拥护'。大家出去巡回演出，本来很辛苦，很劳累。晚上演出超过11点钟才给两毛钱的夜宵费，如果连这点补助也给取消了，人们怎么顶得住呢？"于是，他说服了党委委员，否定了这样的"革命化"办法。事后，有人反映说:"这件事虽小，但表现了党委书记的真功夫！"

    应该说，赵起扬对待总导演焦菊隐一贯尊重、信任、帮助和支持，也得到了对方的真诚相交。1956年初，在戏剧艺术上一贯主张并坚持探索和创新的焦菊隐，想挑选一出古装戏来进行话剧吸收、运用民族戏曲表现方法的重要试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焦菊隐首先来找赵起扬商量，听取意见。赵起扬知道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是话剧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开端，向焦菊隐明确表示－－"只要认准了这个方向，你就放手去干！演员由你选，要谁给谁；钱可以多花一些；排练时间上不受限制，就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失败了再重来！"

    接着，焦菊隐很快就选中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虎符》排练正式进行了，这是一次事关北京人艺艺术道路和前途的试验。当时，不但剧院的人很是关注，戏剧圈子里的人也都瞪大眼睛看着。一时之间，"北京人艺排练话剧加上京剧的锣鼓点儿了！"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个戏剧团体。焦菊隐在《虎符》的导演处理上，首先突破了话剧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打开了舞台时空的限制，第一次采用黑丝幕为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台上只有几件简洁而又有代表性的道具，其目的是突出演员的表演、突出人物。焦菊隐还将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和水袖等等，全部运用到排练中来。一句话，构思是大胆的，创新是艰难的，探索是不成熟的。正是由于这是不同凡响的、别具一格的试验，演员们很不适应，很反感，很对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赵起扬肩上的压力并不比焦菊隐肩上要轻，一方面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排练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为排练中出现的思想干扰进行排除，保驾护航。事后，赵起扬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演员们每天都不断找我来'诉苦'、'发牢骚'，说这样的试验搞得他们都不会演戏了，甚至连主要演员也要求退出戏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知难而退，停止试验；要么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这就要求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这毕竟是初次试验，但是我可不能流露出一点动摇情绪，只要我有一点犹豫，那可就全乱套了。同时，我还不能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具体地对导演说，怕他失去信心，排不下去。虽然，导演在排练中也看出了演员的某些对立情绪，排练已经难以进行下去了。我当时想，要是失败了，我兜着，我做检查。不过，我对焦菊隐还是很有信心的，相信他能成功。"于是，赵起扬搬了一把椅子硬是坐到排练场上，随着戏的进展做好各种说服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赵起扬苦口婆心，细致深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终于使演员们从不适应、抵触、对立，转变为和导演一起，为话剧艺术的创新发展而同心协力地探索着，前进着。

    《虎符》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终于问世了，公演以后震动了整个话剧界。尽管，观众和同行们指出戏还存在着某些生硬不足之处，但是一致认为演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是焦菊隐把我国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和精神，有意识地运用到话剧艺术里的大胆尝试，也是焦菊隐在探索话剧中国化、民族化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奠基之作。

    当时，焦菊隐充满激情地说:"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加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