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报载甘石桥北，早年有普济堂一句。咱就说说这普济堂。

    北京自明朝嘉靖年间接修外城，开广安门起，京师便有了一个扼守西南的重要孔道。各省朝觐、拜谒、赴考、上任以及做工买卖客货行旅等经由此过，于是渐渐人烟稠密，热闹繁嚣起来，维系了明朝乃至后来清朝的帝都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这门临孔道、地接神区途中，并非都是万国梯航、兆民乐利之旅，熙来攘往中还有饥寒交迫、贫病潦倒等无家可归者，却被官方忽视了。直到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一个叫王廷献的义士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凑钱在广安门外二里大路边创办了一所慈善机构——普济堂，专门收养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穷人。没吃的给吃，没穿的给穿，患病的给治，死了的管埋。每有过路求乞者，必施舍粥食救急。七八年善行义举名震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尹钱晋锡深为感动，便将此事上奏朝廷。康熙皇上崇儒尊孔，撤藩平叛，文治武功皆有建树，眼下正是清朝盛世，听说有人捐资创办普济堂，深为民间有此义举而激动不已，倍感嘉悦。他认为这种好义轻施、恤灾拯患行为是大清良民美德、盛世风范的绝妙体现，正与他这个盛世帝王忧民救民之心相符，因而应该大加提倡，让全国各地效仿，于是龙颜大悦，提笔写了“膏泽回春”四字，以作匾额，赐给普济堂，还作《圣祖御制普济堂碑记》勒石建亭，以记其事。

    见父王如此重视，儿子胤禛也不怠慢，每年向普济堂赐银一千两。他登基那年(1723年)就颁谕旨嘉奖普济堂。自那以后，每年赐银一千两列为定例，还随时另有若干额外颁赐。

    雍正的儿子乾隆比爷爷、父亲更加重视，继位当年(1736年)干脆下诏顺天府接管普济堂。一个民间人士义捐的普济堂摇身变为官办，财力、规模、名气自然大了许多，于是成了救助京城穷人的粥厂。乾隆年年遵例颁赐，还不时另有银米支援，确曾赢得百姓赞誉，体现了大清帝王“皇恩浩荡”，救助穷人“膏泽回春”的盛世情怀。（曹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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