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家住过的胡同小院，虽说是比不了曾居住过无数名门望族的史家胡同、铁狮子胡同、新鲜胡同等，但要比其中所蕴含的咱老北京的韵味，甭等我吹，已有那无数的文化人儿，拍电影的、拍电视的，都绝对会手伸大拇哥。不信那您瞧，这一说要拍咱老北京的故事，他们一准儿会首选我们家后门为外景地。你要问我们家住哪儿？告诉列位:我们家就住什刹海，银锭桥南，海朝庵一号。

    院儿里的老街坊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一家就住此后院北房，出我们院后门六七米，就是什刹海湖滨，不过用咱老北京话说，那叫河沿，可不叫这文词——湖滨。站在这儿您哪往北瞧，那近处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年老号——烤肉季，您再抬头远看，那可就是如今咱京城难得的遗迹钟鼓楼了。这更不说您那往北一拐，这可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了。

    从1954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家人在此住了六七年。我从小学到初中，尽管平日住校上学，但每年的寒暑假中，那老北京四合院的平民生活，确给我留下了最美好温馨的记忆。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分前后两院，前后院中有个圆圆的月亮门。前院大，却只有东房和西房，再就是通海朝庵胡同的正门。后院小些，有北房和东房，后门直通河沿。我们家住北房三间，西耳房住着胡奶奶一家老两口。胡爷爷在交道口电影院打更，白天在家睡觉。因此这后院总是非常的安静平和。东耳房住着电工李大叔一家三口:李叔、李妈、和李家大姐。东屋住着一家上海人，先生是电车公司的工程师，太太是家庭妇女，照看着一对儿子，大孩子叫德慈，是小学生，小的叫毛毛，在家玩耍。

    给我留下很深记忆的是后院的几棵树。西侧长着一棵大枣树，院中一棵海棠，前后院月亮门东侧是一棵硕大的绒花树，因此我们后院除了冬季总是生活在树阴中。春天是海棠花似锦，接着那一树的绒花就开了，那粉红色的绒花每天早上开，晚上闭合，异常美丽。从每年初夏开始，那似乎看不见的枣花，总是以那淡淡的幽香馨人心肺。到了暑假后期，那一树的海棠和红枣便是全院孩子们的美味了。

    说起这后院的四户人家，也各都很有其特两。西耳房的胡家，那是绝对的老北京派头，老两口那一口标准的京腔，很重礼数。胡爷爷出门走过我家廊子，必会颔首跟我姥姥打招呼，对院中的孩子们也是十分的亲切，一派长者风度。胡奶奶似乎终日爱坐在自家门前的竹凳上，纳鞋底儿补衣裳。她老人家那一身素色的半旧衣衫总是格外的洁净合体，显然在着身前是精心烫熨过的。

    东屋吴先生是上海人，留给我们的印象则是终日忙于工作，很少谋面、闲话。可他家吴太太每日精心烹制的上海小菜，留给我的记忆倒是颇深。那时每到夏日黄昏，各家都习惯在院中晚餐，黄昏时节各家飘出的大都是炸酱面、打卤面、烙韭菜合子的味道。可人家吴太太精心制作的上海本帮菜的香味，那是必独领风骚了。当大家都一手端碗炸酱面，一手来条黄瓜啃着吃时，您瞧人家吴太太，却要把每条黄瓜都去皮、去瓤、切成小段，中间在填上肉馅，在饼铛上一一煎过，再浇上卤汁食用。而那削下来的黄瓜皮还要用各种作料加工成小凉菜。这真是给全院那粗犷式的北方生活，独增了一道风景线。吴太太烹饪时飘出的绝妙香味，让人至今难忘。

    说起东耳房电工李大叔一家，则就更有特色了。东北人，热情、好客。他家愣在咱北京的正屋里盘了一台东北的大炕。这炕是占了多半间屋，街坊来了均请脱鞋上炕，院里的、胡同里的大爷、大叔、大妈、大婶们常聚在他家炕上打扑克。李大妈也总是热情的茶水招待，有时也常有瓜子给孩子们分分。谁家大人出门有事，孩子往李大妈家一放，只管放心。

    我们家父母一早就去上班了，家里的六个孩子都住学校、托儿所，只有周日和寒暑假才在小院度过，因此这小院留给我的记忆都是寒暑假的日子。每年这时，我们四个上学的孩子，要在家自己做饭过日子。父母临出门时，一般会给我们兄妹留下一块钱，做伙食零用。我们会用这一块钱买菜、买肉，隔几天还能看场学生场电影，去游泳场游次泳那是足够的。

    在那夏日的小院，绿叶浓荫下总是那么的宁静，大人是决不许孩子们大呼小叫的。因为晚上打更的胡爷爷在白天要睡觉。我们所能听到的就是那催人欲困的蝉声，和不时从胡同中飘来的悠扬动听的叫卖声。那叫卖声真是很好听的，我想决不会吵了胡爷爷的觉。因为在那年月决不会有如今这楼下收废品的那样，用大喇叭高声吼叫:“收彩电！收冰箱！”那时一会儿有老太太用那悠扬的音调唱出:“有——破烂儿——我买”，一会儿又有那低沉苍老的男低音，在一句一句叫出:“芸豆——芸豆饼”，就是那大老爷们收废品，也会给你一种文明的派头。我见过他们总是身着一身大褂，或背一包袱皮，或挑一副十分干净的竹筐，用仅有一块银圆大小的鼓，在一下一下地敲，决无浮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