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领袖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公民社会的土壤中自然生成的，也是好的制度激励机制养成的。北大是否可以试行校园内的公民社会？如此，北大的“德先生”传统也就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

    北大在五四青年节期间举办“公益论坛”，这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说，北大的学生和老师在公益事业上应该多做一点事情，也应该培养公益性领袖人物。

    站在历史潮头、领风气之先的大学，同样应该是公益事业的圣地，对此人们不会有异议。关键问题在于，培养公益领袖、从事公益事业成本极高，包括北大在内的机构是否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呢？如张维迎所说，公益事业的业绩很难衡量，没有明确的利益刺激，筹钱活动难以展开。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欠缺公民社会的土壤。

    在事关市场的制度性建设与法律援助等方面，北大还没有像其学术地位一样，领风气之先。这取决于北大内部是否有宽松的学术氛围，对各种学术、学生团体持鼓励的态度，这样各种团体就会依据自己承受成本的能力，依据自己对公益的理解，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展开公益事业。并且，即便北大不出现公益领袖，其他社会组织也将涌现出源源不断的公益领袖，因为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公民组织，就是培养公益领袖的温室。

    类似北大这样的学术资源集聚地具有先天优势。利用学术资源从制度层面上，维护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原则，尽量减少市场与法律两层皮的现象；或者将学术资源以低价甚至零收费的方式推广到落后地区，提升公民素质，这些都是好办法。因此，如果北大真想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力，那就需要将阻碍公益事业发展的羁绊，从源头上一一剪断。

    在这方面，包括北大在内的机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目前公益事业所遭遇的难题而言，主要有两个，一是公益事业减免税收的规定不尽合理。相关部门对公益捐款有税收优惠，但零敲碎打，不成气候。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就应该减免10％的税款。而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却只有3％，而且就是这3％，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很难得到落实。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非营利组织的投资经营性收入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同时还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应当免税，并且当基金会将其收入的一定比率(12%)用于公益捐赠时可申请税前扣除。但直到目前为止，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符合的是什么条件，则迟迟未予认定，导致在实践操作中出现脱节。

    第二个难题是公民组织的空间有待增进。公民社会是慈善事业的支柱，公民之间“自由人的联合”，使得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凝结成为坚强而有行动能力的组织化社会。而目前，企业只有向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的优惠。因此，北大是否可以试行校园内的公民社会？如此，北大的“德先生”传统也就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

    北大要培养公益领袖，雄心可嘉，但公益领袖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公民社会的土壤中自然生成的，也是好的制度激励机制养成的。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叶檀 上海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