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1996年3月7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然而，12年后的今天，该项生效裁判能否实现仍然是一桩“悬案”。

    是案件判决存在问题吗？非也，从湖南省高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中央政法委都支持本案的判决。原来，在此案初始之时，塘沽分局在与法院“协调未成的情况下，以不出庭、不应诉作为对法院不依法审判的表达方式；在案件判决作出后，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后以天津市政协主席之身因腐败而自杀身亡的宋平顺，曾召集公检法负责人指示说，“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甚至有人扬言，“打官司与拿钱是两回事，在拿到钱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废纸”。

    一边是积极落实法院的判决，另一边则是消极的消解法院的判决，法治与人治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令人遗憾的是，法治在本案中败下阵来。

    就本案而言，法律上我们有《国家赔偿法》作为依据，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诉讼法》提供了对簿公堂的平台，对于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程序上也有相应的保障措施，甚至有“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罪”。但这些都成为了“画饼”。这是当事人的困惑，也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建立法治国家虽已写入宪法，但它还远没有进入很多中国人的心间、特别是一些管理者的心中。建立法治国家写入中国宪法实际上意味着揭开了“法律之治”的序幕，但权力对法律的抗争，形成了对法治最大的障碍，也构成最大的威胁。

    这时，堂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却长达12年得不到实现，成了一张司法“空头支票”。在讲求法治的今天，面对法院判决，纵有万般原因也不能不执行。否则，法律的尊严、司法的权威、法治的承诺何在？

    一案不治，何以法治天下？法治的实现请从本案始。（张树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