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十余万公务员正经历着一场力度空前的收入调整“风暴”，《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实施方案》已经颁布，方案的矛头直指当地公务员津贴补贴名目繁多、发放秩序混乱的现状，力争用三年时间，逐步消除地区和部门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最终促成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与单位占有的国有资产和行政权力彻底脱钩（《南方周末》4月24日）。

    此次重大调整，有人欢喜有人愁，公安、工商、税务、教育等部门，可能面临着薪酬下降20%甚至更多的局面；而民主党派机关等部门，机关人员改革后将获得30%左右的收入增长。

    平衡公务员收入差距其实只是公务员工资改革的表面，如果公务员收入最终能和其单位占有的国有资产和行政权力彻底脱钩，实现政府一切非税收入一律上缴财政专户，纳入预算管理，则可能加速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1993年公务员薪资制度改革时，为使收入分配适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层面提出建立“地区津贴制度”，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制定自身的“津、补贴”。但随着各地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名目失序逐渐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名目达到三百多项。一些部门竞相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财政预算外资金，并通过小金库等形式成为本单位福利。

    这造成了地方政府部门的“企业型转变”和权力扩张，一是各种乱收费在公安、建设、工商、房管、教育等部门大行其道；二是有些政府部门通过办实体或行业协会等“二政府”扩张“势力范围”；三是如人大、政协等不直接对社会行使权力的机关也通过建楼堂馆所出租房屋为本单位谋福利。

    这样的激励机制必然导致政府与民争利以及对经济利益的不当追逐，进而导致“国进民退”的局面。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量出制入”而非“量入为出”的政府支出和收费体制。它会形成政府收入越多公务员收入也越多、政府支出（如楼堂馆所建设）越多公务员收入也越多的不正常激励机制，导致政府收入和政府行政性支出双双出现不受节制的高增长局面。

    因此，此次上海的工资改革是一场静悄悄的政府自我革命。但这场自我革命能否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还无法乐观。因为此前类似的改革广东等地都曾经尝试过，但最终效果不彰。

    虽然此次改革规定津贴补贴的发放一律通过财政以银行卡形式集中支付，禁止任何名目的现金、实物以及有价证券，并将对违规者给予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先行免职再按照党纪法规追究责任的严厉处罚，但若公共财政体制不建立，破除单位、部门所有制形式的“公共财产体制”不建立，公民作为纳税人监督税收和费收以及财政支出的权利不能具体落实，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将无法单兵突进，刚性的行政性支出增长将迫使财政向各有权收费机关作出“妥协”。

    因此，只有公共财政体制、税费法定、国有资产破除现有的单位、部门所有制等更高层面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切断公务员收入与收费之间的利益链条。在此之前，严格控制行政性经费支出增长的比率，实行行政性支出的总量控制，并将未经财政许可的单位小金库等预算外收入直接作为单位福利的做法视为贪污等刑法打击的对象，也许效果更好一些。(《新京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