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号召要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精神，坚持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全力推动昆明新发展（《生活新报》4月15日）。

    仇和以其惯有的激越作风，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旨在为当地营造锐意改革的舆论氛围，倡导求新和实干政风。不仅如此，作为地方政坛的改革标志性官员，我们还期待仇和主政昆明之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能够起到“隔空喊话”或者“异地试验”的效果，升温其他地方和领域的改革空气。

    不过，从保护改革探路人、增强改革合理性、降低改革风险度、提高改革成活率等方面计，“可以想、可以干”的“改革者”在推出新政前，不仅要看是否“明令禁止”，而且还要区分不同领域，做到公私有别：在公权力领域内，尽可当仁不让，勇于担当；当涉及公民私权时，却宁可敬畏三分，依法谨慎从事。

    当政治法律架构达到理想状态时，所有的公权力当然系由法出，没有法律授予就没有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在改革型国家的特殊时期，现行体制机制的某些弊端正是改革矛头所指，再加上公权力的法制布局尚不完整，事事苛求“权由法授”在现实和理论上均不可得。在公权力的自足运行环境中，“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妨成为退而求其次的明智选择，例如，昆明集体公布人大代表电话，肇始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就是典型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改革的生机和民生的救助，往往就在体制机制的断档、夹缝和空白之处，关键在于有为还是无为。单纯就公权力的行使而言，明确要求“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倡导官员以强烈的使命意识主动出击，释放、激活和衔接有关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全面行使人民所托付的权力，勇敢承担随权力与之俱来的责任，有助于从根本上去除掉本位主义、揽权推责、敷衍民瘼、消极应付等得以堂皇生存的借口，是克服“推拖拉、等靠要”等惰政思维的一剂良药。

    当然，历史也一再证明：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上孚下信。不违反国家法规，谓之“上孚”；不侵犯公民私权，谓之“下信”。随着民主法治的提升，民意日渐成为当政者必须着重考量的指标，公民私权也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欲获成功，必须充分尊重民众的实际利益，这既能大大减小改革的阻力，也将现实地佑护改革者本身。相反，如同多宗新闻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如果在公权和私权交叉、冲突的地带，一味主张“敢想敢干”，罔顾法定民权和民生之困，势必引起当事人的激烈反弹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主观再好的改革措施也将难以推行，甚至殃及人们对改革全局的信心和评价。到那时，原本最应作为改革支持派、改革者最可借力的普通民众，反倒可能倒戈反对改革。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空间的上限是“宪法和法律无明文禁止”，那么30年后的今天，改革空间将增加一条底线，那就是：充分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克减和损伤公民私权的改革措施，都必须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如果有关方面能坚守这条底线，当是对30年改革开放道路的理性总结和“螺旋式上升”，必会大大增加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新京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