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评级定岗办法，目前教育部所属各高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教授评级定岗工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首次进行教授评级。原先教授只分正、副两级。新办法规定，高校教师的岗位分为13个等级，不同级别的教师享受不同待遇。教授岗位分一至七级。其中正教授岗位包括一至四级，副教授岗位包括五至七级；中级岗位分3个等级，即八至十级；初级岗位分为3个等级，即十一至十三级。（3月17日《文摘报》）

    这也不是个什么新鲜事。上世纪50年代就有过。结果又如何呢？

    冯友兰先生1952被定为四级，1954年又被定为一级；程千帆先生在武大只评为三级，待文革后被匡亚明先生“挖”去南大，遂转为一级；孙大雨先生在学术上素来自负，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钟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复旦把他定为二级，他即大感受辱；复旦中文系仅郭绍虞先生一人被评一级，朱东润先生等多为三级，朱东润先生称：“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

    闹剧之“闹”，当然不仅体现在“人际”，也同样体现在“校际”。当时复旦虽名师众多，但评级甚严，普遍将自己教授压得很低；而北大就相对要松的多，仅文科就共有七位一级教授。刘大杰先生在复旦评二级，听得游国恩先生在北大评到一级，就立刻不服气。吴组湘先生在清华评为二级，季羡林先生即为之叫屈。有今之学人曾喟叹道：“如果看到伍蠡甫、朱东润、赵景深这样解放前就广有声誉的教授在复旦只能被评为三级，我想，季先生也没什么可叹的了。”

    但是而今看来，闹剧之“闹”，更还要体现在学科之间了。据报道：“按照规定，一级教授基本上只有院士才能达到相关的评定标准”。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尚有人文组，郭沫若先生、冯友兰先生、胡适先生等都是院士；但而今院士，只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显见，从事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研究的学者或与一级教授有缘，而从事社科、人文研究的学者则会与一级教授无缘。记得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我宁可失去50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难道社科、人文等而下之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