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无论是在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等方面，还是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

    在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蜕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因素往往导致人们的情绪化，不能用建设性的批判态度来看待问题。这种研究的反体制倾向潜移默化地对缺乏识别力和鉴别力的年轻人造成了消极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存在这样一种情绪:喜欢听问题、代价、失衡等方面的言论，似乎言词愈激烈愈合胃口，而不喜欢听优化、进步、协调等方面的分析，好像一讲这些就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为现实辩护。

    究竟该怎么对待这种形势呢？我认为，要用善意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主要是把握两点:一是正面的和负面的都要看，这是坚持两点论。任何把这两方面，说成只有一方面，是片面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容易的，特别是否定一切，还解气。但它们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二是分清主次，这是坚持重点论。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呢？

    正确看待我国的社会形势，其关键是如何看待负面现象。对此，我认为需要特别加以明确:其一，社会学当然要研究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等社会问题，但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是为了找出社会机体上毛病的原因，除去、减轻这些毛病及其后果，使社会机体更健康，而不是用这些毛病来论证这个机体如何不健康，如何不可救药。如果这样做，显然就不是社会学应有的善意的建设性态度。其二，能否用这些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来定位中国、来代表中国？当然不能。如果这样，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中国社会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作为学者，我们决不能做这种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的事情。这不是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某些势力妖魔化中国的情况下，尤其要提高警惕。其三，对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是人为地把它引向扩大、激化，还是引向缩小、缓解。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我们的社区工作、社会工作，都是围绕缩小、缓解社会矛盾的框架来处理的。处理社会问题常用的调解、投诉、沟通等方法，都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手段。这里，确立善意的建设性的态度，是要创造按社会公平原则来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机制；人为地扩大、激化社会矛盾，绝不是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作者郑杭生，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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